隨著高考結束，全國各大高等院校又將迎來開學季。但令很多家長困惑的是，今年很多高校的學費都大幅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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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組織召開優化公辦高校本專科學費形成機制聽證會，擬從2023年秋季學年起，將公辦高校本專科平均學費標準由5420元/生·學年調整至7215元/生·學年，調幅約33%。調整后，新生學費支出有所增加，每生每學年學費（兩個學期）平均多支出約為1795元。

與此同時，四川、河南和吉林等省份的不同院校的不同科系也調漲了學費。比如，四川省高校調漲學費的幅度最高為41%；吉林省部屬高校學費上限可上浮不超過15%，國家級、省級一流專業學費上限可上浮不超過10%；高考大省河南在2020年就不分公/民辦上漲了1000—3000不等，今年某些學校的優勢專業仍在上漲，即便是專升本院校也不例外。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窮國辦大教育的狀況亟待解決，在這一背景下，20世紀90 年代政府將市場經濟體制引入教育界，而1996年《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的頒布，則拉開了我國高等教育全面收費的序幕。

進入新世紀之后，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又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收費政策，同時建立教育收費公示及決策聽證制度，這些政策規定使教育收費標準保持了多年的穩定。然而，2013年我國高校學費“限漲令”期限已滿，一些省份隨即開始調整學費標準，導致學費漲幅普遍在20%至35%之間。盡管地方指導文件都規定漲價只針對公辦院校，但是很多民辦高校也紛紛跟風。

要知道，國內公辦專業學費普遍在4000-5500之間。盡管一部分學科因為專業的特殊性，相對較高，但也是一直沒有調整變化過，例如中央戲劇學院表演、戲劇影視導演、戲劇影視美術設計、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每學年10000元左右；而民辦專業學費普遍要11000元以上，而且學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之所以差距這么大，是因為公辦學校有國家的財政補貼，特別是農學相關專業，因此學費較少；而民辦學校要自負盈虧，在教師聘用、學校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投入較大，所以學費比較高。但也因此造成了不正常的“倒掛”現象，質量普遍較高的公辦學校，學費最低；辦學水平與質量普遍較低的民辦高校，學費反而普遍較高。

如今，再次提價無疑會加劇這一鴻溝。

其次，高校學費調漲讓家庭困難的學生可能會擔心影響自己的學業，也預示著教育資源的進一步分化。

在去年出版的《我教過的苦孩子》一書中，作者綏化學院的副教授艾苓講到，綏化學院在黑龍江省綏化市城區西部，是個二本，也是當地唯一的一所高校。學校曾做過統計，綏化學院的貧困生一直都是占40%左右。我教過的學生里，大概30%以上的人曾經是留守兒童；50%左右的學生需要靠助學貸款和打工完成學業。

而在頂尖大學方面，分化則更為嚴重。2018年，某國內知名教育機構公布了對當時全國近十年來的40位高考狀元的家庭背景調查。結果顯示：高考狀元85%出自城市家庭。根據清華大學招生辦公布的相關信息，2019年內地3400余名的本科新生中，農村以及貧困地區的學生占總人數的19.3%——也就是說農村以及貧困地區當年只有656人被清華錄取。

當然，我國已經建立所有學段全覆蓋、公辦民辦學校全覆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全覆蓋的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確保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順利入學并完成學業。但正如艾教授所言：“他們面臨的困境中，沒錢只是第一道坎。”伴隨而來的貧困生標簽所帶來的心理認知落差以及同學間的差異化對待，甚至會讓一些學生主動放棄申領助學金。

另外，學費的上漲使學生更加看重不同專業帶來的預期收入，進而影響其對所學專業進行選擇。各高校為了爭取更多生源便會對需求量大的專業進行擴招，這種現象衍生下去就會使學科建設發展不平衡。從長遠來看，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全方位、協調發展。從個人發展角度來看，不利于培養個人興趣，造成人才浪費。

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學習一下中國高校的收入體制。

目前我國高等學校教育經費以國家直接財政撥款、學校自籌兩個板塊為主。財政撥款是由政府部門主導的，學校自籌包括教育事業收入和科研事業收入，主要包括學生學費、學雜費以及地方政府委托的科研項目，經費的來源主體主要是學生與政府。可以說，我國大學經費收入仍舊依賴政府和學生兩大主體，尚未形成多元化籌資局面。

而且中國中央政府一向重視教育資源均等化，并著力保障欠發達地區的公共教育支出。如果簡單以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作比較，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明顯偏向中西部。據教育部提供的數據，2018年中央財政教育轉移支付達3067億元，其中84.4%投向中西部地區。

2015-2020年，財政撥款金額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即便985、211也不例外。2020年，除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津大學以外，其余30所雙一流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程度較為劇烈的大學主要集中在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方，主要有清華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與北京大學，相較2019年分別下降了25%、18%，19%以及25%，復旦大學與南京大學分別下降了16%和18%。

再加上近幾年因為疫情影響，中央和地方財政都很艱難。根據教育部的預算報告，2023年高等教育預算支出預計比去年下降3.7%至1026億元。地方財政更是難以為繼，根據財政部數據，上半年我國各地處于財政赤字的狀態，赤字金額為5萬多億元。作為過去十多年地方政府最好用的“錢袋子”，今年一季度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8728億元，同比下降27%，且仍未有大幅回暖的跡象。財政入不敷出，穩增長、保就業力不存心，城投也不知何時會爆。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論調在于推進高等教育質量高質量發展需要，需要健全成本分擔機制，推動價格機制與教育改革發展相適應的需要。比如四川省教育廳2021年曾在回復政協提案時表示，四川省公辦高校仍然執行的是2004年的收費政策，平均學費僅4511元，處于全國較低水平，排在第23位。在申報博士、碩士創建單位時容易受挫，從而影響四川省高等學校發展。

巧合的是，根據《財經十一人》對各省官網數據的整理發現，四川省2014年-2017年的罰沒收入占比為2.9%，2019年-2022年該值為5.2%，增加近2倍。吉林省也是如此，從2014年-2017年的3.7%，增加到2019年-2022年的6.2%，也接近2倍。罰沒收入作為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能有多少用在教育支出上，就不得而知了。

學歷貶值背景下，大學還值得上嗎？

3月31日，《華爾街日報》公布一項民意調查，指出信任危機愈演愈烈：現如今56%的美國人認為大學學位不再值得他們投入時間和金錢。而在國內，根據教育部網站披露的數據，2023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達到了1291萬人，比去年增加98萬人，再創歷史新高。與此同時，大學畢業生人數近幾年也屢創新高。月薪3000塊招不來一個農民工，但是卻可以招來一個大學生，也從網絡段子變成現實。

先說結論，在大學不斷擴招的背景下，學歷會不斷貶值，但知識（技能是知識的顯性化運用）不會。長期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的安德魯·德爾班科在《大學：過去，現在，以及應當怎樣》一書中提出，教育從來不只是傳播信息。大學時光真正該學習的是把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現象聯系起來、從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培養道德責任感。

對于普通家庭來說，面對就業難的現實就不能“端著”，要拋棄那種一紙文憑就可以實現“階級躍升”的幻想。學歷是人們通向職業場所的“必經的”途徑，但不是向上流動的唯一資本，也并非最主要的推動力了。甚至會過兩年會自發形成“分流”，不需要國家強制也會有一半人直接就業。所以，社會不要用異樣的眼光看待年輕人的選擇，而應給予他們更多的支持和包容，這才是文明應有的進步。

從政府角度看，不管產業政策是走德國路線還是新加坡路線，都要拋棄過去那種盲目設立招生指標，然后糊弄三四年，再把畢業生一股腦推給社會。更要打碎“不孝有三，無編為大”這種畸形認知，與其消耗有限的財政資源搞公務員、國企擴招，還不如積極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創造真正的有效就業。學校也應該加強與企業的合作，了解企業對于人才的需求和要求，并及時調整自己的教學內容和方式。

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能做的正如《漫長的季節》所言：“挺住了，別趴下。往前看，別回頭。”

參考資料：

[1]周靈漪. 地方高校財政專項資金績效評價研究[D].西北師范大學,2022.

[2]陳亞如. 河南省高校資源整合與財政教育支出績效提升研究[D].河南大學,2020.

[3]晏成步. 大學學費制度:國際經驗與中國選擇[J]. 教育與經濟,2017,(02):84-90.

[4]柴江. 我國高等教育收費現狀與效應研究[D].蘇州大學,2017.

[5]風聲｜十多年沒漲的大學學費，為何今年大幅度上調？李景奎 鳳凰網

[6]學歷貶值這事，才剛剛開始 九邊

[7]蔡金花/韋永瓊《高等教育學歷貶值的社會學解析》高教探索

[8]大學學費飆漲，畢業卻難就業 非凡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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