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殺害妻兒砍傷岳母后跳河自盡”的報道瞬間引爆網絡。具體案件發生在山西運城垣曲縣，最早是因一份協查通報進入輿論視野。那時涉案男子（任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還沒有落網，不過隔天就有記者從當地警方處獲悉，協查通報屬實，與此同時，警方證實涉案的任某某在殺害妻兒砍傷岳母后（潛逃過程中）跳河自盡，并且遺體事后已被警方找到。關于案發原因，警方還在進一步調查之中。

(資料圖)

另外根據知情人透露，案發地是一處住宅，涉案男子任某某從外歸來后，疑因家庭糾紛持刀將其妻子以及三個月的兒子殺害，還將其岳母砍傷，岳母被緊急送往當地醫院治療，所幸沒有生命危險。到此為止，報道層面關于案子就沒有更多信息增量了，有的只是對警方通過調查還原案情、找出案因的觀望。

一定程度上，輿論層面基于有限的案情信息，驚詫悲嘆也好，群情激憤也罷，這都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殺害妻兒還砍傷岳母，不管是啥原因，都是不可原諒的行為。至于他跳河自盡，即便也算懲罰提前，但是更加深了這出慘劇的悲劇底色。

按理說，這樣討論、如此評判這起案件屬于正常操作。可吊詭的是，有人卻開始肆意編排案情案因了。比如“孩子肯定不是他的”，再如“彩禮拿回娘家沒給返過來”，還如“很大可能是騙婚”。是的，編排都指向了“被逼的”，也就是男子雖然殺人砍人了，但他是“無辜的”。

坦白講，在警方調查結論出來前，我們很難否認這一系列“被逼的”，但是不代表現在就可以任你編排。因為回到案情本身，回到大是大非，回到理路邏輯，最先應該共情的是死傷者（任某某的妻兒和岳母），至于涉案的任某某，我們最多也就是反思他的罪惡性和悲劇性。

換句話說，就算強調“被逼的”也是基于家庭糾紛中無差別的消耗在談論。至于談到具體的案件，永遠都是要站在受害者一邊的，而加害者再怎么覺得自己是“被逼的”，我們都要站在生命高于一切的角度上，對其進行絕對批判、絕對懲罰、絕對打擊。

因此，我們在審視編排“被逼的”言論時，只想問一句，你（們）還是人嗎？要知道，警方還在進一步調查之中，而如此之下，最體面的輿論參與方式，自然是“未知全貌，不予置評”。當然并不是說干脆不能評說，而是起碼不給死傷者（受害者）潑臟水。

就拿“孩子肯定不是他的”、“彩禮拿回娘家沒給返過來”、“很大可能是騙婚”這系列編排敘事來講，最后調查結論顯示是假的我們就不說了，肯定對死傷者（受害者）是二次傷害，可即便調查結論顯示出相關性，那么作為殺人邏輯來講，以上的系列編排也是魔鬼邏輯，因為在生命高于一切的價值里，“被逼的”到“殺人”是不被承認的，除非是正當防衛，但是判定的條件限制是很苛刻的。

之所以如此強調，是想說別為了編排發泄家庭中存在的糾纏不清，就忽略了“被逼的”和“殺人”之間因果的正當性。甚至最關鍵是在文明的法治社會里，不能公開提倡“動用私刑”，因為一旦承認“被逼的”就可以“殺人”的邏輯存在，無異于告訴人們為了“維權”可以“動用私刑”，比如砍殺，又如暴打。

可能有人會說，假如你遇上“孩子肯定不是他的”、“彩禮拿回娘家沒給返過來”、“很大可能是騙婚”敘事下的類似糟心事怎么辦？難道就忍氣吞聲嗎？如此反問確實是尖銳的，但我們必須搞清楚的是，不忍氣吞聲，不一定就是殺人。

畢竟關于人世間糟心事的解法肯定不是就一種，更不是提刀殺人砍人。因為提刀殺人砍人，在釋放憋悶的同時，也意味著把自己也砍傷了、殺死了。這從“男子殺害妻兒砍傷岳母后跳河自盡”一案中也能看得出來。

說實話，在類似的案件中，但凡有個清醒人能對任某某進行寬廣的勸說，這出悲慘劇就可能不會發生。我們退一步講，任某某因為家庭糾紛對妻子和岳母動刀還能勉強講通，可他對三個月大的兒子（或者就算不是親生的）犯得著動刀嗎？起碼從殺人邏輯上是難以理解的。

由此可以推斷，任某某十之八九屬于被家庭糾紛沖昏頭腦了，當然既然犯下惡行，不管是被沖昏頭腦的，還是預謀好的，都是不可原諒的。換言之，“被逼的”這種說法，最多只能存在于結案后的悲劇解讀中，而在當前案情案因還沒完全搞清楚前，說這種話確實是很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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